垃圾分类该有中国模式 别管日本、德国模式

不论如何，垃圾分类一定要通过源头的人的配合。离开这个前提，后端再智能，也实现不了垃圾分类的效果。

毛达：首先要说明一点，就是在我们体验中，行之有效的垃圾分类的基本模式就是，坚持产生者、个人或家庭在源头进行分类，不管是细还是粗。

因为在源头分类，我们其实只需要转换意识，而意识转换所付出的环境代价极小。真正要付出的代价，是信息沟通与教育这种系统性的工作。而这是我们必然要付出的。

一些新的科技，比如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，如果说它的作用是让我们的教育更精准、更快速，我觉得大有可为。比如，目前有些软件可以用人工智能技术，去识别一些垃圾属于哪种类别。

另外一个技术作用于垃圾分类的方式，就是去匿名化。最近，北京垃圾分类“刷脸”开盖的新闻比较火，其就是一个去匿名化，甚至是走向实名制的一个过程。这些技术比较时髦，能吸引大家注意，本身就能起到一种教育宣传作用。

这一次我们是认真的

新京报：我们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推动垃圾分类工作，但效果一直不如预期。那么，这一轮垃圾分类，如何避免重蹈之前的困境？

毛达：说实话，我对这一轮的垃圾分类满怀期待。事实上，早在2015年9月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的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》里，明确提出要逐步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制度。这是个拟以制度化的方式来推动的事情，是整个生态文明建设体系当中的一部分，而不是临时起意。

且今年6月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(修订草案)》，也把垃圾分类作为制度写进去，这是前所未有的。

我们做垃圾分类，不是说这是国际潮流，也不只是因为我们开始从理论上认识垃圾分类了。而是现实中，不分类混烧、混埋的社会代价有人在承担了，有人在关注了，也有了对垃圾进行分类的需求。

楼紫阳：我们之前推进的垃圾分类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，主要是末端设施没有跟上。

从20世纪90年代到2010年，是垃圾分类末端设施“补钙”时期。比如，修建填埋场、焚烧厂等，这解决的是安全处置、卫生处置问题。到现在，随着技术发展，我们基本解决了垃圾处理无害化的问题。

无害化后，我们也要反思一下，是不是可以继续优化。垃圾分类是为优化服务的，重点是提高垃圾的附加值。而通过前端垃圾分类，到后端的有效处理，在生态系统的闭环中，实现垃圾减量目标，是垃圾处理的大趋势。

垃圾分类工作，不妨“小步快走”

新京报：在垃圾分类的实践中，也产生了一些问题。未来如何让居民在便利性与经济性中找到平衡呢？

蒋建国：最重要的是不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，要在公众比较容易接受的前提下制定合理的分类方法。

从政府角度，居民分出来的东西，后端必须有明确出路，系统一定要完善。不能说前端分了，后面又混了，又走了之前效果不好的老路。实际上，打通环节，才能取得垃圾分类的效果。

楼紫阳：垃圾分类需要慢慢推，我一直在说一个词——“小步快走”，即大原则定了，中间发现问题及时改，改到让大家满意。比如，粽叶、榴莲壳、椰子壳等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，就可以用黑名单或者白名单的形式列出来。

毛达：垃圾分类确实是要在便利性和经济性中寻找平衡，目前上海或者其他城市正在做的定时定点收集，就是个好的平衡点。

有人说，垃圾分类习惯养成需要几十年。其实用不了那么长，主要看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。比如，意大利米兰从不分类到分类的明显转换，也就用了三四年。但如果说要让垃圾分类理念深入骨髓，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是一代人的时间。